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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意义与路径探索

作者:邓洲 时间:2019-07-08

摘要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工业化后期的一般规律,也是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中国而言,促进制造业与服务深度融合既是发展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变革,对于破解当前制造业发展矛盾,促进服务业的转型发展与优化升级,提高我国制造业、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立足当前国情世情,新时期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要围绕要素结构提升、用户价值提升、制造效能提升和拓展服务提升4个重要目标探索实现路径。推进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政策重点包括:(1)提高重视程度,消除制度障碍;(2)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3)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鼓励制造企业业态创新;(4)利用新区建设推广融合新模式、新业态;(5)升级发展服务外包,积极参与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分工。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这是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新时期发展阶段,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制造业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当前面临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和所谓“再工业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双重压力;同时,服务业长期结构层级偏低,发展质量不高,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迫切需要转型和升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代表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两者深度融合是现实需求,对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新要求。

一、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研究述评

协同演化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一源于生物学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范畴,并广泛地应用于阐述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例如:Kauffman(1993)等较早提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协同发展中演化生成适应选择和交流反馈的关系[1];Meckelvey(1997)、Malerba(2006)等进一步分析了两者在协同演进中的影响机制[2-3];随着全球经济和技术环境变化,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关系的研究先后形成4种代表性判断[4]。20世纪80年代末,制造业对全球经济的主导作用很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制造业为前提和基础,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呈现较为简单的供需关系,且作为“需求方”的制造业占有主导地位,两者的关系表现为“需求遵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二、三产业结构关系加速变化,服务业比例迅速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供需关系”也发生改变,与“需求遵从”相反的“供给主导”认为,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效率提高和转型升级的基础,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必须有发达的服务业作为支撑。还有一些研究并不强调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协同演进和融合发展过程中孰轻孰重、谁为主导,此类研究认为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互动发展中共同进步,这类观点被总结为“互动论”。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应用,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服务要素从20世纪末开始深度融入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品、新业态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愈加模糊,Lundvall(1998)等学者提出了“融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剥离出来之后,因为发展需求将再次融入制造业中,从而出现制造业、服务业在组织上不断剥离,但在业务上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趋势[5]。

定量研究验证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和融合对企业、产业和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在微观层面一方面促进制造企业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拓宽服务企业市场;在产业层面延伸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并构建价值链曲线新高点;在宏观层面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6]。人力资本深化、专业化分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匹配供给和需求、增强创新能力、实现产品差异化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产生的积极作用[7-9]。

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趋势显著,产业实践不仅为理论研究增添了案例和数据,同时也提出了紧迫的更高要求。近年来,关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增多,但仍然存在3个方面的短板:(1)从出发点看。大多数研究从理论出发,一般性的经济学、管理学机理面对特定产业问题时解释力有限,而很多现实问题的解决又得不到理论层面的支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的应用性研究还比较缺失。同时,很多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信息技术对制造业、服务业融合的影响,事实上,信息技术的应用、相关业态的出现对2个产业的融合已经产生深刻影响。(2)从研究的对象看。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较多,而将制造业与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相对较少,三次产业分类和传统产业结构仍然是此类研究的基本框架,严格区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仍然是很多研究遵循的逻辑,这与三次产业边界模糊的现实不符,而用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替代传统三次产业结构能够突破这一研究限制[10]。(3)从研究的重点看。很多研究集中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效果,通过统计或计量的方法对融合产生的生产力促进、竞争力提升、经济增长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模式和路径的研究偏少,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较弱。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适应当前现状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历史与趋势

(一)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回顾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由来已久,在工业革命初期就已经存在,人类工业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史,只不过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技术条件、市场需求、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因此,融合的层次和方式存在区别,但都遵循3个基本逻辑:(1)从融合范围看。虽然工业化早期就出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结合,但两者在各个领域普遍出现的融合趋势一般发生在工业化的中后期。(2)从融合程度看。在技术进步和业态创新影响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层次不断加深,由初期被动的浅层次结合,逐渐发展为主动的深层融合,而每一时期新兴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最容易发生融合。(3)从融合的具体路径和形式看。主要表现为产出融合和投入融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处于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要满足不同的发展目标,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程度、融合的方式有显著区别。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浅层结合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蒸汽机制造商就开始为客户提供相应的培训和维修服务,这种提供必要服务的产出融合目前仍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最普遍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产出融合是指制造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由单纯的实物,或者实物与少量附加服务向以制造产品和服务融合的“产品包”转变。在工业化早期,大多数制造产品要么不包含服务的内容,要么与附加的服务完全隔离,且是否提供附加服务与制造产品本身的生产和销售没有关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产品中“制造”和“服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运营和产品功能不再重要,但相对出色的服务确实能够提高用户满意度。Baines等(2013)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出融合分为初级服务(base services)、中级服务(intermediate services)、高级服务(advance services)3个层级,从基础到高级服务化,提供给用户的服务活动和内容在不断变化,制造企业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和扩张[11](见表1),在高级阶段,服务成为系统性的业务和品牌,转变为制造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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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不同层次


投入融合发生在制造业价值链的支撑环节,以及供应链、售前售后等基本环节,服务要素参与到制造业价值链中促进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早期制造业发展对服务要素的需求较少,一般由制造企业内部部门提供,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特别是企业规模的增大,服务要素的供给需要更强的专业性,专门的服务企业,或者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的服务部门成为制造业服务要素的重要供给者。目前,服务业与制造业投入融合进入新的整合和一体化发展阶段,服务要素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也更加显著(见表1)。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技术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增强。家电、汽车、通讯设备、消费电子、工程机械等产业率先出现不同程度的服务化转型。设计、研发、实验等专业化服务,检测、维修、部件定制、工程总承包、交钥匙工程、整体解决方案,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优化等是当前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和领域。一批领先制造企业已经开始运用服务来增强企业竞争力,服务质量的差异化也确实对增强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催生的新业态成为制造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来源。例如,海尔提出将逐渐由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重点做好研发和渠道服务。陕西鼓风机集团已发展成为冶金、石化、煤化工、电力、环保等行业提供大型动力装备系统问题解决方案的集成商和系统服务商,是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一个标杆。在全球汽车产业的利润从制造向服务转移的情况下,上汽集团坚持制造业与服务业并举,提出了围绕主业剥离非核心服务、拓展服务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服务化发展战略。一汽大众、宝钢、武钢等大企业集团在原有的信息化部门基础上,成立独立运作的专业服务公司,出现了一汽启明、宝钢宝信、武钢自动化、东风东浦等一批制造服务企业,在研发、金融、物流等领域开展社会化服务,成为新的增长点。

(二)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新趋势

信息技术是新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使能技术和基础技术,同时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最重要的推动力。一方面,信息融合是新工业革命进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价值链主要活动的各个环节,以及研发、财务、人力资源等支撑活动都实现了信息化改造,这使得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更好地参与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近年来,几乎所有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都是信息服务业或者与信息服务高度相关的。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成为制造与服务业融合最重要的媒介,通过信息联通,制造与服务业的融合变得高效,并且不断在传统产业分类的边缘、缝隙领域产生新的融合业态。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智能制造、众包生产、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制造过程对传统要素需求越来越集约,但对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技术标准等专业化服务需求有所提高。高精度、高强度的制造需要更多的专业服务作为支撑,例如根据世界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工业机器人的采用虽然减少了普通劳动者的数量,但每10台机器人至少需要1名后台技术人员进行服务支撑,即传统体力劳动力投入减少了,但服务的劳动投入却增加了。网络化催生新的商业模式,众包、用户参与、社会化生产、电子商务、社区工厂等新的制造业运营模式开始普及,这使得商业、金融、银行、保险、物流、广告、咨询、检测、设备维修等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参与到实物产品的制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制造业投入中的服务要素比例。

在投入环节深度融合的同时,制造业产出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服务化趋势。新工业革命浪潮中,制造业分工不断深化、价值链不断分解,信息网络技术不断扩大应用,制造业产品或产品包装服务的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把提供产品相应服务作为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已经很难判断一个产品是属于工业产品还是服务产品。在装备、电子、汽车等产品出现产出服务化趋势之后,服装、食品等产品也开始含有越来越多的服务。例如,福特公司将汽车定义为一个四轮驱动装置与消费信贷服务组合的产品,苹果公司出售的是一个智能移动终端与数字内容服务融合的产品,快销服装品牌ZARA将用户在实体店的体验反馈给设计师,从而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大规模定制时装,大都市的食品企业让顾客到店自制蛋糕等等。

价值链中服务环节不断延长和加深,这一趋势和制造业价值链延伸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上游环节的市场调查、设计开发、工艺改进,制造环节的设备安装维护、机器调试,下游环节的产品销售、售后服务、报废处理等在价值链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且呈现专业化的趋势,不断从制造中剥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或由专业的服务企业承担。随着物联网的兴起,还出现了一批只关注战略管理、研究开发、市场营销等活动,但放弃或者外包制造的企业,这些企业依靠制造和服务的融合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我国小米公司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在全球都属于罕见的。

三、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大意义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不仅是我国工业化进入后期的重要特征,对破除制造业发展约束,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适应新的国际产业分工环境和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有助于破解制造业发展矛盾与约束

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约束包括:重化工业化与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传统要素禀赋优势消失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获得之间的矛盾,国内市场发展环境不佳和创新动力不足的约束。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4个方面的矛盾和约束。第一,制造业在投入和产出方面与服务业融合能够形成集约使用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新发展方式。更多的服务要素投入制造业将对节能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例如,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使得制造企业,特别是污染较重的重化工业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安装节能环保装备,并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偿还债务,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实物产品作为传递服务的媒介和平台阶段深度融合,可以有效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例如,化学品管理服务模式改变了以前以增加销量获得更多收益的传统销售模式,化学品功能成为交易的基础,顾客按照功能支付报酬,节约使用化学品成为买卖双方的共同目标。第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有助突破制造业发展的要素约束。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建立在低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成本上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需培育新的竞争力。研发、设计、专业管理等服务能够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增长点,以抵消传统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继续教育、金融租赁、工业地产等服务业还能够优化劳动力、土地要素的结构,以满足人力资源和土地集约水平的提高。第三,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有助培育国内市场。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国内市场是制造业新的市场增长点,而国内市场发展所需的渠道建设、诚信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都需要相关服务业同步发展的支撑。第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助于增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创新驱动是新时期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成果交易、专利申请、标准制定等对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就需要相关的技术研发、技术中介结构等服务部门和企业的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不仅能够提升自身技术研发部门的水平,还能够加强与外部科技资源的联系程度,从而加快制造技术的研发和转化。

(二)有助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优化升级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总体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这主要表现在:中低端生活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大,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商业服务所占的比例较低;研发、设计、咨询、法律、财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产品需要大量进口或由在华外资、合资企业提供;服务业外向型程度较低,服务业产品出口比例远远低于制造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大但人力资源水平低于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够为国内中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由制造业剥离出来的服务环节和项目能够为国内服务企业提供智力和资金支持,制造业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能带动服务业人力资源的提升,这些都有助于国内服务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的优化。

(三)有助于我国应对制造业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制造业率先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制造体系,抓住了发达国家跨国产业转移机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当前,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出现新的特征和趋势:(1)在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下,以前一些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可贸易性不断提高,国际产业转移开始出现服务业转移新趋势;(2)以东南亚、南亚、南美等国家为代表,很多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环境优化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对我国中低端制造业造成巨大竞争压力;(3)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实施所谓“再工业化”,实施更加保守的贸易政策,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摩擦进一步恶化了国家贸易环境。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够改变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方式,改善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竞争合作关系。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能够改变传统的依靠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缓解要素成本上涨削弱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国内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借助制造业已经形成的国际技术链、供应链、销售链网络参与国际分工,深度融合同时能促进我国优势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四、目标导向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路径

当前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基本背景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全球掀起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工业革命,世界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总体上看,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更要满足新工业革命和信息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针对当前国内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和升级面临的实际问题,探索最适合我国的融合路径。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一方面要瞄准未来产业竞争高地,通过融合促进代表新工业革命方向的新产业和新业态出现;同时,也要结合当前的突出问题,突破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以目标为导向,在投入和产出2个领域,重点推动4条融合路径的创新和产业实践(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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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目标导向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路径


(一)要素结构提升的融合路径

我国制造业传统发展模式过度依赖低成本要素的消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调整优化要素结构,其中一个重点是实现研发设计对制造业发展的引领作用。研发设计引领制造业发展,一方面要突破技术约束,同时,也能实现价值链的2个重要环节——研发设计、制造的更好融合。

新工业革命的一大特征是研发设计和制造的一体化,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和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同步推进。从工业革命开始,制造业就是促进研发设计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同时,也是研发设计能力最主要的供给方,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存在区别,但其研发涉及能力仍然主要建立在制造业基础上。例如,制造业比例很低的美国,其技术研发投入和产出的70%与制造业直接或间接相关。正因如此,金融危机之后,在新工业革命浪潮中,发达国家制定的重振制造业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都强调研发设计对制造的引领,通过制造业与研发设计行业的深度融合,促进双方的发展。我国也有一些优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制造和研发有机结合,并依托研发设计引领制造的升级发展。例如,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作为一家由研究院所改制的国有企业,长期坚持在轨道交通领域的技术创新高投入,不断延长制造产品链,并以轨道交通产品为基础向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船舶、工程机械、家用电器等电力电子行业扩展,实现了研发设计引领的制造升级和制造产品市场拓展。

(二)用户价值提升的融合路径

高质量、综合化、定制个性化是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市场需求的变动方向,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需要为用户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目标之一是提升最终产品或产品组合价值,当前我国应重点推动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解决方案、信息增值3种融合模式。

在日趋激烈的制造业竞争中,售后服务是实现差异化的重要途径,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又是实现差异化的重要形式。一方面,全生命周期管理减少了中间环节,使得售后服务透明化、精准化、专业化,降低了产品的维护成本,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另一方面,全生命周期管理不仅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还构建了大数据的通道,为制造产品设计、智能制造、经营决策提供支撑。工程机械行业近年来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主要采用了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例如,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近年来实现高速发展,普遍都将产品服务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管理,不仅为工程机械业主方提供实时查询、工况监管、供需发布等增值服务,还构建了工程机械大数据库,为行业管理、统计分析、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系统解决方案的基础构成是制造产品,但加入以用户增值为目标的服务要素,使得最终的产品组合能够满足用户定制的“一揽子”需求。信息产业较早应用了系统解决方案融合模式,2000年以后,IBM等领先企业开始剥离制造业务,将资源集中于为客户提供整套服务——系统解决方案的业务部门,我国华为等企业也在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方面坚持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除了信息产业,集成并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也成为传统制造业部门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例如,北京神雾集团正在实现由传统锅炉制造商向节能减排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还有一些企业将自身先进制造技术、现场管理方式进行总结,在靠近研发中心的地区建设微型工厂进行新产品、新组织方式、新工艺的小试和中试,在成熟之后将其扩大规模并复制到更适合大规模发展制造业的地区,其实质也是为相对缺乏技术能力的地区提供先进制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这种发源于日本的“母工厂”模式已经是北京、上海等地区发展先进制造和实施服务型制造转型的重要方式。

信息增值服务模式是以先进、可靠的信息技术为手段,建立全面、权威、实用、互动、安全的信息平台,满足相关主体对信息的需求。信息增值模式源于互联网搜索业务,正在向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领域扩散,成为与互联网高度相关的个人智能终端、智能家居的新的价值增长点,传统制造业部门也在探索基于信息增值服务的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模式。例如,医疗大数据能够显著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信息的价值创造能力得到体现,IBM的“认知性医疗”、英特尔的“健康一体机”、谷歌的“baseline”等项目将医疗器械制造、患者数据采集、医疗大数据分析和精准医疗相融合,其商业应用同时创造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制造效能提升的融合路径

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贯穿于产业转型升级中,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效益,针对当前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困难和满足新工业革命的新要求,重点发展的模式包括低成本大规模定制、供应链整合和网络协同制造。

传统制造业是在产品研发设计定型后进行大批量生产分销,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成就之一,极大地提高了产品产量并降低了生产成本。相比较而言,要实现大规模定制除了能够承受由定制造成的成本上涨,还要能够获得组合定制需求的信息。对于前者,模块化能够有效降低定制生产成本,戴尔等企业在这方面已经有近20年的实践,而对于需求信息的获取,则是在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得以突破。在大规模制造模式下,市场需求只能通过销售数据反馈给生产和研发部门,这必然出现产品供应与市场需求脱节的情况,导致企业库存增大和消费者特殊需求难以满足。制造业与信息服务的深度融合能够促进制造企业的流程再造,通过在线下单、实时传输、智能制造、柔性制造,使传统流程难以做到的大规模定制服务成为可能。例如,定制服装本身是高端产品,成本和售价都很高,但一些服装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和外包服务获取消费者的身材信息,同时提高供应链、产线、销售链的柔性化程度,实现了低成本的定制服装生产。

随着产品越来越复杂和集成化,产业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企业间的竞争,更多反映为供应链的竞争。与在销售环节由互联网企业主导电子商务发展不同,制造企业更加了解不同细分行业供应链建设的特殊要求,国外大多数供应链整合平台也是由行业内领军制造企业主导建设的。我国的制造业供应链管理,近年来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制造企业在信息化改造中,重点实施了对供应链的整合,不仅提升自身供应链效率,还构建面向外部市场的供应链平台。例如,中国石化的“易派客”与GE、神华、宝钢、一重等70余家国内外供应商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打造了一个涵盖近20万工业中间品的供应链平台,能够为机械、装备、电子、能源等行业提供供应链整合服务。

信息时代消费观念日新月异,服装、消费电子、食品等行业出现了“快时尚”的消费新观,谁能以最快速度解析时尚走向,并立即应用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网络协同制造是传统外包模式的升级,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将串行工作变为并行工程,实现制造企业内部各部门、供应链间各企业和销售、设计部门的紧密协同。网络协同制造最初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资源,但同时使企业与消费者、设计与制造的关系变得紧密,缩短了市场分析、产品设计和产品销售的周期,特别适合于快消品行业。我国服装企业“韩都衣舍”采用网络协同制造,迅速捕捉全球流行趋势,并获得了快速产品开发的响应能力,实现年库存周转率6次以上,当季售罄率超过90%,近30个子品牌每年能够推出3万款新品,远远超出行业平均水平。

(四)拓展服务提升的融合路径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提高制造业效率和效益,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同时也能催生新的生产性服务业态,弥补服务业结构短板,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具体模式包括金融租赁、资源网络化和服务外包。

金融租赁是制造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价格昂贵的资本品,制造企业作为出租人拥有该固定资产的所有权,以承租人支付所有租金为条件,将一个时期的该固定资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让渡给承租人。已经在很多行业成熟运用的合同能源管式可看作是一类特殊的金融租赁,不仅使得环保设备生产企业扩大销量,也降低了高耗能企业采购节能减排设备的初期投入。我国以陕西鼓风机集团为代表的一些装备制造企业,也为客户提供了金融租赁服务,且租赁服务范围不限于本企业的产品,金融租赁已经成为这些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资源网络化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在网络上进行生产、传播和扩散各种信息资源并产生经济效益。在过去的10余年,商业领域的虚拟资源(即信息)率先实现了网络化,例如,各大电商利用消费大数据对产品结构和网站框架进行优化。随着信息化进入物联网、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工业产品和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信息也开始数据化和网络化,制造业与金融、地产、营销、研发、设计、物流、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等其他服务产业的关联也越来越借助于互联网。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不仅是工业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信息产业在今后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市场所在。正因为如此,英特尔、谷歌、IBM、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都更加重视向制造业提供信息服务,制造企业也在加强对信息技术和手段的适应能力。例如,阿里云是阿里巴巴于2009年成立的信息服务公司,整合了阿里系在各个平台的商品信息、信誉体系、用户资源,能够为制造业客户提供综合的信息服务。

专业服务外包是服务业分工协作发展的结果。印度是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最多的国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印度服务”与“中国制造”齐名。国内一些城市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时,也将印度班加罗尔作为对标地区,并借鉴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经验。但实质上,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条件和环境与印度存在差异,与印度重点发展生活性服务外包不同,中国发展服务外包、参与服务外包国际分工应当首先依托于最具竞争优势的制造业,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外包,这不仅有助于服务外包产业自身的发展,也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需求。国外很多领先制造企业都设立了自己的服务外包公司,用以支撑自身服务化发展的需要,例如,西门子以9郾7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工程软件公司CD-adapco来帮助管理产品以及进行后续服务。国内一些制造企业在发展中也逐步摸索出将与产品制造、销售相关的服务分割出来,成立专门的服务企业,如海尔旗下的日日顺就是顺应服务外包趋势成立的物流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大件物流企业,不仅为海尔产品服务,也承接诸多家电、家具企业的物流外包服务。

五、促进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思路

高度重视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发展阶段都高度重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实施全套产业转型规划,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金融支持,我国制造业与制造业融合也应首先加强对其重视程度。制造企业要重塑价值链重心,提升产业分工协作水平,促进资源有效整合。企业管理者要在观念上要确立向服务化转型的理念,不断探索可行的盈利模式,把利润点从单一产品销售,演变为技术、管理、服务等多个利润源。服务企业要调整战略重心由“2C”向“2B”转型,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对高端服务要素的需求。政府管理方面,目前还存在一些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政策障碍,如重复征税、税率偏高、土地成本高、服务业供地较少、金融支持不足等,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是要加强顶层设计。目前,我国行业管理依据传统三次产业分工确定边界,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属不同行业管理部门,这并不适应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相应的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细则难以同时作用于不同行业部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效果有限。行业管理的机构改革要适应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一方面制定和实施跨传统行业分类边界的战略和具体措施,充分考虑行业间的差别,形成政策合力,提高相关政策实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产业、新业态,建立在三次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传统政策措施作用有限,要在深度调查研究基础上,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制定符合融合产生的新产业、新业态的政策措施。

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融合的重要载体。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历史看,新的融合模式总是出现在代表当时技术、市场发展方向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就目前而言,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实践的触发点。因此,要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促进在传统产业分类边界间形成新的产业和业态。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和计划时,要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作为基本原则和重点方向,新兴产业发展的目标应当是构建涵盖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而不是局限于单一制造业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

利用技术进步和两化融合,鼓励制造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信息技术是新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也是当前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关键技术。相对于商业等服务业,我国制造业业态创新的步伐较为滞后。要提高工业和信息化融合程度和深度,组织课题研究,实施相关政策促进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产品设计、客户定制、集成制造、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测试认证、金融服务等环节,贯穿制造、服务提供的整个过程。依靠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开发,不断改善服务的效率,创新服务体验和服务模式。

利用雄安新区等新城、新区建设,推广应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在雄安新区、各地新建产业园区的规划设计中,充分体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集聚发展的理念,制造业园区要有服务业和服务平台的支撑,并配套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各种硬件和软件。同时,新区建设中的公共产品采购要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提供市场,例如在无人驾驶、共享汽车、精准医疗、互联网工厂等领域,先行先试新技术和新业态。新区引进和培育企业要贯彻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思想,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鼓励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间的协作。支持中小制造企业加快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以及专业中小型生产型服务企业的发展。

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积极参与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制造业服务外包是国际服务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部分。目前,相对于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催生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处于调整阶段,这为我国通过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参与国际制造业服务分工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借助已有的服务外包试点城市,加大产业促进政策的落实力度,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制造企业与服务外包企业的合作与联盟,建设和推广国家制造业服务外包公共品牌,吸引优质要素投向生产性服务部门。鼓励制造企业积极开展在岸服务外包,开拓生产性服务业内需市场。加快制造企业内部体制和生产组织方式改革,实现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服务企业通过联合、重组,走品牌道路,在制造研发、分销、维护等若干生产性服务领域培育出较大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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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7月2日发布,作者:邓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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